7月12日，长沙市中级法院在未安排与其亲属见面的情况下，对一名死刑犯执行了死刑。此事公开后，引发舆论对法院方面的批评。那么，中国法律对死刑犯会见家属的权益是如何规定的呢？    

　　虽然《刑事诉讼法》没有明文规定死刑犯的临刑会见权，但是，作为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细化的司法解释明文规定了这一权利。早在2007年，最高法、最高检与公安部颁发的《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》第45条就规定：“人民法院向罪犯送达核准死刑的裁判文书时，应当告知罪犯有权申请会见其近亲属。罪犯提出会见申请并提供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准许；原审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的近亲属。罪犯近亲属提出会见申请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准许，并及时安排会见。”

　　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423条亦规定：“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，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。罪犯申请会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，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近亲属。罪犯近亲属申请会见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准许，并及时安排会见。”

　　也即，这两个条文分别用了三个并列的句子来规定临刑会见权：其一，法院应当告知罪犯有权申请会见，但只有在法院能够联系到其近亲属时，才会安排会见；其二，如果罪犯提出会见申请，而法院又能联系到其近亲属，则应当及时安排会见；其三，如果罪犯的近亲属提出会见，则应当无条件及时安排会见，因为不存在联系不到罪犯的问题。

　　可见，临刑会见权不仅是罪犯的权利，也是罪犯近亲属的权利，而法院则有义务保障这种权利，否则就是违法。并且，为了保障这种权利，其不言而喻的前提，当然是法院必须依法通知罪犯及其近亲属享有这种权利。对于通知的时间，2007年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，即“向罪犯送达核准死刑的裁判文书时”，作为当然解释，法院必须预留出安排双方会见的时间。因此，长沙市中级法院仅仅在执行死刑前验明正身时，才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亲属，而根本没有为安排会见预留时间，并且没有依法告知罪犯近亲属享有会见权，这显然违法，是故意剥夺了罪犯及其近亲属的会见权。

　　从权利保障来看，死刑只是依法剥夺罪犯的生命权，并未剥夺罪犯的其他权利。虽然罪犯的绝大多数权利都会随着其死亡而自然消灭，但是，在其死亡之前，只要没有被依法剥夺，就是仍然享有、应予保障的，更何况不能剥夺罪犯亲属的权利。临刑会见权这种“临终告别权”，是一种体现伦理道德、体现人的本性、体现人类尊严和社会文明的基本人权，应当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。

　　联合国《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》第37条规定，“囚犯应准在必要监视之下，以通信或接见方式，经常同亲属和有信誉的朋友联络。”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立法中赋予罪犯临刑会见权。例如，美国密苏里州规定，罪犯在执行死刑前的48小时至72小时内，得从监房转到靠近死刑室的房间，在此期间，罪犯可以不限次数地和亲友、神职人员以及律师见面，还可以自由地和外界通电话。生死离别是人类最痛苦的事情，无论罪行如何严重，罪犯及其亲属作为人类表达情感的权利均不容剥夺。实际上，中国古代向来有尊重临终告别权的司法传统，在对罪犯执行死刑之前，一般都会允许罪犯会见亲属，并会免费提供一顿丰盛的“上路酒饭”。古代尚且如此，现代刑罚执行更应当体现人道与文明。

　　从尊重人的尊严来看，有必要保障临终告别权。因为罪犯及其亲属作为社会中的人，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，无论罪行多么严重，都不能割裂罪犯与其亲友之间的情感联系，情感交流是罪犯及其亲属的最基本欲求。特别是在死刑执行之前，罪犯与其亲友见面交流的愿望会更加迫切。无论对罪犯还是对其亲友来讲，在罪犯临死之前见上最后一面，都是一种莫大的情感慰藉，也能满足罪犯对家庭事务做出安排的心理需求。正如美国法学家朗·富勒所言，“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”，保障罪犯及其亲属的临终告别权，正是人性与道德的体现。只有建立在人性和道德基础上的刑罚执行方式，才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和认同，才能发挥刑罚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效果。(作者周铭川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师、刑法学博士)

（原标题：[个论]开放专栏：也说死刑犯的“临刑会见权”）